博鱼体育祁阳二中，湖南永州人可能会比较了解，它创建于1943年，是全县最早的完全中学之一，素以校风正、学风好、师资强、质量高闻名遐迩。祁阳二中现已发展成为永州市学生最多的高级中学，并于2001年7月顺利通过市人民政府教育督导室综合评估验收，晋升为永州市重点中学。

　　祁阳二中前身为重华中学，原为祁阳陈氏的家族学堂，上世纪40年代，祁阳县周、刘两姓兴办族学，创办了达孝（今祁东一中）、崇汉中学（今陶铸中学），陈氏一族不甘落后，遂创办了重华中学。“重华”二字取自舜，“传说陈姓是舜的后人，舜又名重华。”重华中学当时虽是族学，但因地处县城，招生时并不以一姓划线。它面向全县进行招生考试，待招考录取结束后，陈姓子弟再以备取生的名额入校就读。初中三年，学校共开设公民、国文、算术、外语等科目，但是，由其管理与教学方法仍处于“半封建、半殖民”阶段，“没有实验，没有活动场地，没有自由民主空气”（《祁阳教育志》），开办时的两班120人，到毕业只剩下87个。

　　1944年秋天，日军侵陷祁阳，战火殃及陈家祠堂，重华中学因而停办。1947年，学校计划重修扩建，陈大受六世孙陈冰叔（陈及祖一脉，重华学堂创始人）主持，将陈家祠堂的两间正屋拆除，砖瓦用于建大礼堂。同时将之前所建重华学堂中学部（祁阳二中之前身）增设大学部（后因时局未能如愿），时任重庆中央设计局研究员的陈明达襄赞其事，义务设计。

　　一看图书馆就很有民国时期建筑的风格。门口几十层台阶映衬得很有壮观肃穆的感觉，两根长长的、与众不同的柱子一下就吸引了小编的眼球。这两根石柱高约10米，柱围约2米，柱底为莲花石礅，顶部则为圆中带方的顶盘，饰以麒麟脚纹和花鸟图案。真的很难想象这座建筑的前身竟然是祠堂。

　　好了，说了这么多，大家一定已经知道了这位化“腐朽”为神奇的设计师究竟是何人吧？他就是著有《应县木塔》、《营造法式大木作研究》、《中国古代结构建筑技术》，新中国成立后设计西南局办公楼和重庆市委办公楼的建筑大师——陈明达。

　　在建筑学界，陈明达是一个很特殊的人物：原中国建筑技术研究院院长樊康先生曾在纪念会上称他为“中国建筑历史学的一代宗师”，可他既不是科学院或者工程院的院士，也没有赶在退休前当一回博士生导师；著名建筑历史学家、工程院院士傅熹年先生称他为“继梁思成、刘郭桢先生二位学科奠基人之后在中国建筑史研究上取得重大成果的杰出学者”，可他在新闻界远远不是声名显赫的热门人物。

　　▲1957年4月出席在北京召开的中国建筑座谈会的与会专家合影。第二排左起第2人为陈明达，第4人为莫宗江。前排左起1为卢绳， 4为汪季琦， 5为刘致平，7为梁思成， 10为刘教祯

　　在1953年，陈明达曾受任为文化部文物局业务秘书，主管全国的古建筑保护工作。有一次，北京市委组织在会议上讨论是否要拆除某古迹，在座的陈明达正想要起身发言博鱼体育，说服参会人员保留古迹时，北京市委的一位领导冲他摆了摆手说：“文物局的同志就不必说了，你们的意见我都知道了。”最终，古迹还是难逃被拆的命运。事后不久，陈明达便主动请调博鱼体育，到文物出版社做了编审。有人不解，说他是“自毁前程”，他却不屑地说：“要不是为了完成《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名单》，早就不干了。”就这样，正当壮年、前途似锦的陈明达退出官场，潜心研究起中国古代最完整的建筑技术书籍——900多年前由北宋工匠李诫所著的《营造法式》。《营造法式》是中国第一本详细论述建筑工程做法的官方著作，陈明达自1932年开始手抄全本，一直到1995年他因病辍笔，一函8册的《营造法式》，占据了这位建筑史大师一生中整整64年的时间。

　　据著名建筑历史学教授王其亨回忆：“当年想就《营造法式》问题请教先生，但听说先生已不问世事，闭门谢客达三十年了。可一旦真去拜访了，却发现先生其实是很乐于与别人交谈的，对同行和学生更是倾其所知、毫无保留。而且，他也远不是只读古书的迂夫子，而时时关注着建筑业的发展方向。”

　　又据另一位著名建筑历史学教授徐伯安回忆：有一次徐先生去看他，顺便通知他说中国建筑学会打算请他担任一个名誉职务。老先生那时虽年逾七旬，还有很旺盛的精力投入工作，但他却毫无回旋余地地推辞那个荣誉职务，而且一并声明连会员资格也不打算保留了。他退出中国建筑学会的理由是：“此生来日无多，除再读几本书，再搞一二个课题外，实在没有精力和时间顾及其他的事了。”

　　陈明达先生祖籍湖南祁阳，1914年出生于长沙一个没落的官宦家庭。1925年随父迁居北京。1932年，因家道中落，他放弃了赴东北大学建筑系学习的机会，经小学同学莫宗江先生介绍，加入中国营造学社做了绘图员。由于刻苦学习、勤奋工作，1935年与莫宗江、赵正之、陈仲篪等一起被提升为学社的研究生。从此正式师从梁思成、刘郭桢先生系统地学习建筑学，并成为刘郭桢先生的主要助手。想来真是机缘巧合，陈明达原来高中毕业后打算去东北大学建筑系学习建筑的时候，并不知道系主任已经离开东大回到了北京，也不知道中央大学建筑系教授刘郭桢将来学社任职，然而当他不得不放弃大学学习的时候，却意外得到了更直接向两位宗师学习的天赐良机。

　　1931年至1944年间，中国营造学社做了190个县（市）约2738处的古建筑考察，陈明达参加了其中的92个县（市）约1413处遗构的考察，绘制了40余座古建筑的1/50实测图、20余份1/20模型足尺图。由于他在考察和研究中解决了诸如“卷煞”等许多疑难问题，被梁思成等先生嘉许为“明达有奇思”。

　　“七七事变”后，陈明达随社迁往宜宾李庄。只能把没有工作能力的老母亲和4个未成年的弟弟妹妹托付给亲友照料。然而没曾想战争持续了八年，更没料到战后只剩下小弟小妹两个孤儿，他母亲和大妹妹因贫病交困在同一天离世。祸不单行，陈明达参加对日地下抵抗活动的未婚妻也殉国而死。据老友莫宗江回忆，他当时非常忘我地工作，借此麻醉自己。一旦停止工作，他常常醉酒，有时醉酒于田野考察途中的山野小店，让敦厚和善的刘郭桢先生一筹莫展，更多的醉酒是在李庄宿舍，他会毫无节制地嚎啕大哭，引来相邻的梁思成夫妇、董作宾、向达、李济之、刘致平、夏鼐、高去寻等师友前来看望。有一次甚至惊动了正在李庄做学术访问的英国学者李约瑟博士。但是，当他们听他醉中称要上前线抗敌、想回北平看望家人、听他吟诵杜甫的“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时，长者如董作宾先生也不免老泪纵横。

　　然而，“世人笑我太疯癫”的情形很快就被一番线年春季，在被称为中国现古学之父李济的倡议下，经傅斯年、朱家骅及国民政府教育部部长陈立夫等实权派要员批准，“川康古迹考察团”在今四川省宜宾市李庄镇成立，目的是对四川、西康两省的古迹做一次大规模调查、发掘。在赴彭山之前，考察工作主持人、战时中央博物院院长吴金鼎博士语调平静而不失坚毅地说：“我是抗战爆发后回国参加抗敌救国运动的，我们的任务就是坚持战时科学考察活动……战时的中国科学工作者当恪尽职守以维护我们的民族尊严，也为战后重建家园乃至民族的全面复兴做铺路基石。”

　　自听了吴金鼎先生的这番线年后长辞人世，陈明达就再也没有喝酒过量的事情发生。一夜之间完成了从酒狂到饮中君子的转变。而他在彭山考古发掘工作中尽显才华，更是成为了一段学界佳话。

　　1944年，陈明达先生因故离开营造学社，任国民政府中央设计局研究员兼任陪都建设委员会工程师、重庆复兴农村水利工程处副总工程师，并在是年加入中国工程师协会为正式会员，是当时高级科技人员中非常年轻的一位。从这一年起，他暂时脱离研究领域，主要从事重庆市道路网和分区规划设计工作。

　　1949年11月，陈明达西南军政委员会聘为工程师，主持设计并监督施工重庆西南局办公大楼和重庆市委办公大楼。这两座建筑于1953年初竣工，与之后不久竣工的重庆人大会堂同为重庆市当时最重要的三座公共建筑。这一时期，他发表了《略述西南区的古建筑及研究方向》，说明他在利用业余时间仍坚持做建筑史学研究。

　　1953年至1961年，经梁思成先生推荐，文化部副部长兼文物局局长郑振铎先生聘任他为文化部文物局业务秘书，教授级工程师，主管全国的古建筑保护工作。这是一个名利双收且有望向副部长级或政协委员进军的职位，但他在完成了首批全国文物保护单位名单、主持拟定了最初的文物保护法令之后，就主动要求调离文物局机关到文物出版社做编审去了。有人说他脾气太大而自毁前程，他自鸣得意说若不是为了“保护名单”和“文物法令”，他还想更早一点退出。这一时期博鱼体育，他发表的《中国建筑概说》、《汉代的石阙》、《建国以来发现的古代建筑》等论文，可视为营造学社古建筑调查工作的延续。

　　1962年，时任文物出版社编审的陈明达率助手黄逖、彭士华等赴山西应县再度考察应县木塔，撰成他的第一本建筑学专著《应县木塔》(初版小8开精装，再版大8开精装，约12万字、38页实测图、142帧照片)。就在陈明达完成《应县木塔》，等待书稿出版，并着手准备下一个研究专题的时候，距“文革”还有两年，陈明达就于1964年被派去陕西农村搞了一年多的“四清”。之后就是“”，他被迫中断了研究工作达十年之久(1964-1973年)。

　　1973年名义上恢复工作后，陈明达开始写作《周代城市规划杂记》，但写来写去，还是担心被别人解释为“鼓吹‘剥削有功论’”而中途辍笔；与杜拱辰教授合写《从看北宋的力学成就》，却必须花费比研究课题更长的时间去苦心地找寻“恩格斯语录”来为学术论文充门面。

　　1981年，他最重要的学术专著《营造法式大木作制度研究》出版了，北京图书馆目录卡片的简介上有这样一段话：“《营造法式》是我国现存古代科学著作中最早的一部关于建筑学的著作，是研究中国古建筑最重要的典籍。本书作者研究宋《营造法式》四十余年，集其成果撰成此书。全书分七章，是一部研究较深的专著，解决了一些过去研究工作没有解决的问题……”其实，从1932年他手抄全本《营造法式》(包括文字和附图)到1995年《营造法式研究札记》因病辍笔，《营造法式》占据了他一生整整64年的时间。1980年，他向所在单位人事部门提交“业务自传”，其中有这样一句话：“围绕着《营造法式》这个课题，从1962年起，我自己计划要做约30个专题研究，现已完成了《应县木塔》、《营造法式大木作制度研究》两个专题……要完成预定的30个专题研究计划，没有可能了，只能一个一个做下去，做多少算多少。今后的方向只有一个：“抓紧时间继续干。”

　　从上面陈明达的人生历程看，他一生的主要精力都倾注在古代建筑历史研究上了。但是，他作为现代中国知识分子，其最终的治学着眼点其实是与从事新建筑设计的同行们一样，始终是围绕着中国新的建筑发展方向进行的。也就是说，推动中国现代建筑业的发展才是他治学的根本目的。为此，只要有机会，他总要将理论上的探索放到实践中去体验一下。 1936年为南京中央博物院大楼的设计方案提供艺术形式和技术环节的参考意见；1946年设计南京陈平阶私宅；1944年-1948年参加重庆市道路网和分区规划的设计工作；1949年-1953年主持设计并监督施工重庆西南局办公大楼和重庆市委办公大楼。

　　▲重庆市委会办公大楼旧址枇杷山正街72号，该大楼是20世纪50年代初重庆兴建的公共建筑之一，由著名建筑史学家陈明达设计、监督施工。

　　一生坎坷的陈明达总是得不到老天的眷顾，先是仕途不顺，之后又赶上了特殊时期。年过半百又被下放到“五七干校”接受思想改造，先是被安排和泥、造土坯，随后，又被安排到食堂，给大师傅打下手。不过多年后，陈明达回忆起这段往事，竟还开玩笑说自己因祸得福练就了硬功夫——两个小时能切出十几斤很细的肉丝。大师的达观豁然可见一斑！

　　从1932年加入中国营造学社起，到1997年逝世，陈明达从事古代建筑史和雕塑史研究达60余年之久，生前出版、发表了4本专著，30余篇学术论文，死后留下相当数量尚未发表甚至尚未完成或尚待校订的遗稿，其中《应县木塔》、《营造法式大木作制度研究》和《中国古代木结构建筑技术（战国—北宋）》被公认为是这个学科具有突破性进展的重大研究成果。他所做的工作，表面上看包括古代建筑遗存调查、测绘、研究、新建筑设计、城市规划、文物法规以及文物图书编纂、古代雕塑史、书画史研究等，但实际上所有工作都是围绕着古代建筑历史研究的，而研究的中心课题就是《营造法式》。可以说，他的一生就是研读《营造法式》的一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