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鱼体育我国当代“建筑短命”问题，是关联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与实现现代化诉求的重大现实问题，已引起世人高度关注，但迄今却鲜见学界、特别是经济学界对此问题的研究成果。本文基于实证状况勾划，对当代中国建筑短命这一问题作出关于其效应、成因的考察分析，指出了对其负面效应予以认定时需要澄清的GDP水分问题等，和应强调的综合绩效“结果导向”与民众福祉观，进而提出了相关对策思路及四个方面的基本要领。

　　建筑，在汉语的动词形式上，指的是不动产建设项目的施工过程；在名词形式上，指的是建设施工形成的建筑物。人们通常语境中，更多是以名词形式提及它。作为不动产的建筑，与经济和社会生活的关联有目共睹：它作为“硬件”，不论是属于社会公用基础设施、生产经营单位的生产活动场所、政府及各类机构的办公条件，还是社会成员“住有所居”的物质保障，其重要意义都不言而喻。现实世界中，建筑除了具有供人们活动、栖息、遮风避雨、防寒避暑等“基础性实用功能”之外，还会被社会赋予为人们十分看重的城市形象（如中心区域地标）、宗教膜拜（如庙宇、教堂）、权力体现（如古代紫禁城式皇宫与现代“国家机关办公大楼”）等功用，往往结合着十分强烈的形式、审美、艺术、人文要素等方面的功用特征。

　　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在“大踏步跟上时代”的现代化发展过程中，合乎逻辑地出现了建筑业的蓬勃发展过程，城乡建设水平、生产生活水平显著提高，建筑施工规模和竣工量独步全球，成为中国走到经济总量世界第二、制造业产能全球第一经济体的重要支撑因素和“奇迹”般发展成就的组成部分。但毋庸讳言，伴随“经济起飞”粗放型增长难以避免的“土木钢铁经济时代”特征，当代中国建筑的“短命”问题也相当突出。2010年，时任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副部长的仇保兴先生指出，中国是世界上年度新建建筑量最大的国家，每年新建面积达20亿平方米以上，水泥与钢材消耗量为全球40%以上，但建筑的平均寿命却只能维持25-30年，远低于国家《民用建筑设计通则》所标明的“重要建筑和高层建筑主体结构耐久年限为100年、一般性建筑为50-100年”的要求（《人民日报》2010年11月1日）。与新华网披露的美国74年、英国132年的发达国家建筑平均寿命相比较，当代中国建筑的“短命”问题，可说是极为刺目、令人不安的。可知就其所谓短命而言，一是相对于行业标准，二是相对于国际水平。兹事体大，本文将在简要勾画相关实证情况和案例之后，框架性地分析认识当代中国建筑“短命”的效应及其成因，进而探讨优化改进的思路和要领。

　　佐证仇保兴先生“建筑短命”概况判断的现实案例，在近些年间可谓俯拾皆是，为加深读者印象，试举一些网上可查得的报道：

　　2004年5月18日矗立在温州黄金地段的温州中银大厦因为主体质量不合格，无法投入使用，并由此牵出温州金融系统有史以来最大的一桩腐败案，涉案金额3000多万元，涉案人员43名。因全面解决质量问题所需花费，远超过新建一栋楼的资金，中银大厦被定向爆破拆除，并成为当年国内采取爆破拆除的最高“烂尾楼”；

　　2005年8月20日，耗资4000万元建成的重庆永川市地标建筑——渝西会展中心，在仅仅投入使用5年后，就在250公斤炸药威力下变成一堆废墟；

　　2006年10月15日，曾是青岛山东路上地标式建筑青岛大酒店，因却设计得像住宅，过分注重了外表形式，内部结构很不合理，利用率很低，仅仅20年就“英年早逝”；

　　2007年1月6 日，浙江大学原湖滨校区3号楼，因校区土地以24.6亿元的天价整体出让用于商业开发，浙大需要将出让土地范围内的所有建筑物拆除以交付平整土地，始建于1991年仅有16年楼龄的该楼被整体爆破；

　　2007年1月7日，被称为“当年青岛的标志性建筑之一”，也是当时不多见的高层建筑之一的青岛铁道大厦，因火车站扩容和为迎接2008年奥运会而进行城市建设工程，这座设计年限近百年的大厦，存世仅仅16 年也即寿终正寝；

　　2007年2月12日，投资2.5亿元兴建的、楼龄18年素有“中国足球福地”之称、曾风光无限的沈阳五里河体育场被爆炸拆除，背景是以16亿元的价格将地块拍卖，要投资19亿元新建一座奥林匹克中心；

　　2009年2月20日，楼龄15年（1994年建成时造价为2亿元）的沈阳夏宫（市民水上娱乐中心）因经营情况恶化而被炸拆，代之以新建写字楼；

　　2009年6月16日，造成后使用不过十余年、有“冠军摇篮”之称的湖北首义体育培训中心综合训练馆，为武汉耗资200亿元打造辛亥革命百年纪念计划“献身”， 爆破拆除前这里体育设施相当完备，馆内还在不断地更新设备；

　　2010年2月6日，南昌的著名地标五湖大酒店因建筑设计规划与五星酒店差异过大而被整体爆破，建成仅13年；

　　2010年底，位于北京建国门黄金地段、建成刚20年的地标凯莱大酒店宣布停业拆除，之后原地重建五星级的“国际化商务高端酒店”；

　　2012年5月29日，建成后使用仅一年的洛阳凌波沙滩浴场新楼，因建筑安全隐患问题被拆毁。

　　2020年3月12日，建于2013年的福建泉州市欣佳酒店（当时作为抗御新冠肺炎疫情的隔离酒店）发生倒塌，造成29人死亡，多人受伤。

　　事实上，除了这些引人关注的地标性建筑等的不良案例以外，还有大量住宅楼、商务楼、旅游景观建筑等，在建成后不长的时间内，就因为各种原因被提前拆除，其数量难以统计。

　　1994年设计而后施工建成、号称重庆市綦江县第一号形象工程的綦江虹桥，于1999年1月4日突然垮塌，40名无辜者（18名武警战士，22名群众）丧生，震惊国人。

　　2007年8月13日，湘西凤凰县施工中的堤溪沱江大桥发生垮塌特大事故，遇难人数达47人，受伤多人。

　　2009年5月17日，建于1995年全长2750米的湖南株洲市红旗路高架桥（是湖南第一座贯穿城市中心的大型高架桥），在原定要爆破拆除的作业过程中发生坍塌，造成9人遇难，16人受伤和24辆车损毁。

　　2021年12月18日，于2010年9月通车的湖北鄂州鄂东长江公路大桥，一段500米长的匝道桥面侧翻垮塌，4辆机动车坠落，多人伤亡。

　　也应属于广义建筑范畴的地下管网设施，往往频繁出现地表重新开挖的改建、重建、复建现象，被老百姓讥之为“马路应当装拉链”。

　　另有可认为属于广义建筑范畴的巨型雕塑，已屡有建后速拆的不良情况。前有2011年河南郑州“黄河女儿”巨型（24.15米高，相当于八层楼，基座占地800多平方米）的石材雕像，刚刚建成又遭拆除；后有湖北荆州2016年完工、造价1.73亿元、净高48米连同基座共58米高、外贴4000余片青铜的“关公圣像”，2021年9月又因“未批先建”而正式拆除移走，拆移费用又达1.5亿元。

　　建筑短命现象，显然是与人们直观可感受、舆论所抨击的浪费、事故、折腾、生命财产损失、“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等负面效应联系在一起的。网上有论者以中国建筑平均寿命为30年，而英国为132年作量化对比，认为粗粗计算达408万亿元的财富损失（微信号“暗黑观点”2022-02-05）。这个数据当然不可能精确，但是足可表明的，是这一问题后面的社会代价之巨大。

　　如以学者视野作更多一些的考察分析，则需着重从这一问题对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长的“贡献”和对于国民经济综合绩效与民众福祉的损害两大方面加深认识。

　　建筑的短命，带来的是以“建设—拆除—重建”为基本轨迹的经济活动过程。这内含“折腾”的三个环节，对于国内生产总值（GDP）博鱼体育，却都是作出“贡献”的，不论实际生活中由于建筑短命而带来社会成员的多少不幸、痛楚、不愉快、不方便，在国民经济统计的GDP指标上，却始终是加分因素。这当然反映着GDP这一指标明显的局限性——它只能反映一定时期内经济活动带来的最终成果的“增加值”（经济活动主体累计提供出的全部货物和服务，与所累计投入的货物和服务可比量值之差），建、拆、再建，每个环节对这个“增加值”都是只加不减，无法反映同期经济活动中的效益与结构评价状况。但是令人十分遗憾，迄今人类社会各主要经济体，如要把经济增长成果量化以求能将自己和自己比较、自己和别国比较，还找不到比GDP更好的指标。

　　比照研究干旱、洪涝、地震等灾害现象的灾害经济学分析视角，对此确实还有一种纯经济学意义上的“害利互变原理”的解释空间：如不涉及人们生命、财产、幸福感的损失，单就“建筑短命”带来的活动过程而言，与自然灾害带来的倒逼效应相仿的是，建筑物频繁的建、拆、重建，虽主要源于“人为灾害”，却也与自然灾害同样在倒逼“扩张需求”，从而对经济景气也是加分因素。我们如果结合凯恩斯主义学说的分析认识框架看待这一“扩张需求”，放在“反周期”框架内，似乎还要引出其抵销“有效需求不足”的正面功用了。这一引出荒谬之见的特定视角分析认识，足以提醒我们：人类社会如果抛开了人的福祉、感情、道德因素而只作纯粹的经济增长分析，是可能存在与“以人为本”的立场和原理相牴牾的悖论的；也由此可推出如下判断：在中国近些年伴有粗放发展特征的GDP增长指标中，显然包含着与这种悖论相关联的“水分”和“隐性失分”因素——当然，这也就合乎逻辑地可直抵为何在中国“引领新常态”的经济发展新阶段，必须否定“GDP挂帅”而特别强调“以人为核心”来追求“高质量升级发展”，具有其沉甸甸的现实意义。

　　如对一个个“建筑短命”案例作“成本—收益”模式的微观分析，虽然也可得出量化的结果（而且未必都是亏损），但已远不足以达到正确认识其效应的全景眼界；如对这些案例，上升到宏观经济增长视角作“投入—产出”分析，则需摆脱前述“以GDP衡量增长”的局限而讨论和认识“产出（output）”与“结果（outcome）”两个概念的重要区别。

　　学术界近些年对于经济运行，特别是有关公众利益、民众福祉的经济活动、政府收支与监管行为，联系“绩效（performance）”概念的日趋重视，其合理内核，即生发于严格区分“产出”与“结果”这两个概念。假设有一定“投入（input）”的情况下，产出和结果（output和outcome），却很有可能明显不同。比如，某一个量化规模的高等教育投入（input），引出了后来有多少毕业生，是其产出（output），而这些毕业生总体而言的从业适应性、工作能力和水平如何，则是其结果（outcome），是真正应当看重的“教育质量与成果”的核心衡量指标。同理，一个时间段内，社会中所有的在“建筑”项目下完成的建筑项目的数量及其贡献的GDP规模如何，这是“产出（output）”，而这些建筑在使用中实际的功用、对于社会公众带来的适用感、获得感、幸福感如何，综合绩效的水平如何，才是真正值得追求的结果（outcome）。由此衡量，综合绩效视野上对建筑成果的合理衡量标准，必然应是基于人本主义立场、紧密结合民众福祉观的，必然应是以尽量避免建筑短命化为内在导向的，必然应是把认识“建筑短命”负面效应与追求人民美好生活“相反相合”连为一体的——这就是我们关于“建筑短命”问题效应分析所应当得出否定性结论的实质内涵之所在。

　　当代中国“建筑短命”现象的形成原因，确是多方面的，具有其复杂性，但主要的成因分析，我们认为可以归结为如下四个方面。

　　1.设计施工专业水准低所造成的建筑耐用性水平低。在这里，一方面有主观上的原因，主要是设计、建筑施工人员的专业素质问题，比如因专业人才缺乏而由资质不足者负责项目工作，造成设计方案与施工质量的问题导致建筑短命；另一方面也有客观上的原因，主要是囿于国力和发展阶段制约，中国各地曾有“简易楼”式和“老旧小区”式的设计和施工标准，成为不少场合登堂入室的规范化“样板模式”。改革开放后，随着专业标准提高，专业人才培养的进步和社会发达程度的提升，这方面的主客观条件，已有很大改观，此项客观成因，已明显地在趋于减少。

　　2.管理混乱、违规改造、野蛮施工造成的建筑耐用性低水平。这在实际生活中，作为显然应予抨击的主观成因，大量发生于承包转包、监管不到位的情形之下。比如多轮转包情况下容易出现偷工减料以次充好、形成“楼脆脆”“工程”等，在监管缺失情况下，会引出违规私拆私改承重墙、胆大妄为挖空地基边侧造成的垮塌事故，等等。

　　建筑物作为不动产，其实际的物质化形成，必须纳入尽可能高水平、有前瞻性的国土开发规划。在某个“政府辖区”眼界内如何“一盘棋”式地做好一揽子国土开发的规划设计解决方案，是任何建筑都需要“摆入”的大场景前提条件。无数事实证明，一旦国土开发“顶层规划”不当或失误，再要对已施工、特别是已竣工的建筑作出纠正时，代价是极大的，当代中国大量的短命建筑，正是属于这种付代价（有时却美其名曰“交学费”）的情况。在政府辖区内以土木工程形成建筑物，相关顶层规划的决策者、拍板人，在中国实际生活中的相关影响作用，尤其强大，但这类“关键的少数人”，在中国“强政府”特征的国土开发过程中，其选择确定最终方案当事者的个人水平，却参差不齐，相关素养不高、眼光不行者，往往为数不少；“长官意志”强而易变，政府领导班子变化（往往频率较高）之后，“张书记挖坑王书记埋”、“一张蓝图绘不到底”的“折腾”也不足为奇，带来的后续失误、反复，和不得不做、或不应当做却做引出的种种“推倒重来”、“建筑短命”案例，便都与此有关。

　　航空港、高速路等对于经济与社会生活举足轻重的建设项目，对其功能出于必要前瞻性考虑而应尽量打足规划设计上的“提前量”，应总结为一条客观规律（请参阅贾康、苏京春《对我国基础设施与基本公共服务供给条件前瞻性的分析认识》，《财会研究》2013年第1期），但现实生活中，由于相关设计、决策主体的认识局限，特别是发展中经济体现实投融资能力的制约，往往使项目形成的供给能力与实际社会需要的增长变化之间，较快地出现明显差距，随后便又不得不在短期内以重复施工方式改建、扩建、翻建，表现为各轮次上的建筑短命特征。

　　在不少具体案例中，建筑质量并无问题，相关的国土开发、项目建设合规流程也具有明确的法律法规可查，但由于建筑项目方案或其执行中反规划要求，却引出其后不得不做、或以纠错之名迟迟才做的拆除处理和短命结果。近些年不断听闻的这类案例中，给人印象十分突出的，可提及秦岭一带的近千幢高档别墅，武汉江边因妨害行洪而炸拆的若干高层住宅楼，等等。在建时和建后较长时间段中，未见纠错，至实际纠错时，代价将日趋更为沉重。还有另一种情况：如北京郊区最后被认定为“小产权”和“违建”的大规模居民社区的案例，是若干年前其合理性曾被基层政府明确肯定、乃至表扬，后来却又变为由上级政府反转过来的“违规建筑”认定，遂遭勒令自拆和实施强拆。

　　管理混乱、决策失误、罔顾法规、纠错失灵、政府进退失据等等造成的建筑短命，其背景中，往往都牵连有近些年发生率较高的腐败问题。以行贿受贿、权钱交易的方式牟取私利，必然在很多场景中引致规范迷失、建筑短命的结果，给公共利益、民众福祉造成极大损害。

　　综上所述，当代中国建筑短命问题，负面效应巨大而不容忽视，为减少其发生几率，努力降低和避免其负面效应，亟有必要在坚持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党的基本路线的大前提下，紧密结合新时期高质量可持续发展的现代化战略诉求，居高望远、脚踏实地、对症下药、标本兼治地形成对策思路，把握好其中的基本要领。

　　我们认为，解决当代中国“建筑短命”问题的基本思路，应是在坚定不移推进改革开放大业进程中，把制度创新、管理创新和科技创新三个层面有机结合，既承认发展阶段、专业水平、人才素质等方面的客观制约因素，更要充分重视利益羁绊、机制扭曲、规划失准、腐败行径等主观纠结因素，针对建筑短命问题的主要成因，以系统化思维，在以制度机制改革兴利除弊的龙头作用带动下，充分打开优化管理、提升科技水平的潜力空间，进而于我国“十四五”至2035年的十五年时间段内，有效地使中国建筑项目接近和达到建筑物使用寿命的国际平均水平，以服务于“基本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战略目标的实现。

　　（一）积极推进中国建筑业界和相关领域内以制度创新为主线的法治化、专业化、标准化、阳光化进程。应在国土开发规划、建筑施工与项目运营、工程监理、建筑项目验收和质量保障与问责、PPP（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机制创新、海绵城市建设、综合管廊建设等方面，加快法律法规的建立及其动态优化完善，深化固定资产投资领域的改革，并发展与建设项目相关的信息披露、公众监督机制，借助制度创新实质性优化规划与决策机制。比如，PPP机制创新，是把政府职能转变、政企优势互补、融资模式和管理模式创新等熔于一炉的改革，其中法治化、专业化、阳光化制度要素的结合，将淡化“人治”，昌明规范，发掘潜力活力，使重大建设项目的决策、建设、运营绩效水平得到提高，同时也就必然有利于矫治建筑短命弊端。

　　（二）积极促进中国建筑领域内与管理创新相关的规划升准、行业规范优化、人才培育进程。积极探讨对于GDP“挤掉水分”和体现“绩效导向”的科学的政绩指标体系。对国土开发规划，从全国到各地方政府辖区前瞻性的“一盘棋”式科学统筹，亟应总结经验教训，借鉴一切人类文明发展的积极成果，动态优化调整国家各层面主体功能区通盘布局、动态提升各地政府辖区国土开发规划的可行性、完善建筑行业国家标准体系等行业管理规则，着力发展建筑项目事前、事中、事后的绩效评价机制和奖惩机制，不断培养规划、建设、管理、运营的大批优秀人才，以求显著提升建筑领域的专业化水平、质量管理与综合管理水平，使高水平建设和运营管理，成为避免建筑短命的有效保障条件之一。

　　（三）积极促进中国建筑领域内与科技创新相关的数字化发展、绿色低碳发展和新材料、新工艺应用进程。新基建是数字经济发展的硬件支撑，其本身也应成为数字化、绿色低碳科技成果与项目建设相融合的典型与示范；传统的架桥修路、公用设施、楼宇、厂房、住房等等建筑项目，以及在中国有巨大应用场景的“老旧小区改造”等施工和运营，都应积极运用数字化科技成果和建筑业界值得肯定的绿色低碳创新成果；新建、改建、拆建过程中不可避免的“建筑垃圾”的资源化再生利用与综合运用，也有不少应当总结的经验和值得借鉴与推广的技术成果，都应成为相关科技创新的重要内容，综合形成防范建筑短命现象、提升建筑业界供给综合绩效的系统工程。

　　与建筑短命现象相关的腐败问题，在近年国家推进反腐倡廉的进程中，已得到一定遏制，应在其继续深化的努力中，以追求“权力入笼”的“制度反腐”为根本，配合于政策优化、思想教育，使“不能腐、不敢腐、不想腐”形成综合效应。与此同时，还应改变凡发现违规建筑都一拆了之的简单“一刀切”方式，在纠错机制方面，寻求以更为“实事求是”科学态度主导的实施方案。如对新近披露于舆论场的海南海花岛39栋违规高层建筑，已有业界资深人士孟晓苏先生发表意见：珊瑚礁已遭破坏，39栋楼宇已经建成，如统统拆掉，于事无补，还会在锁定巨大损失的情况下徒增海岸区域百万吨级建筑垃圾，莫如在对当事单位作必要罚款问责的同时，积极探讨对已有建筑物合理利用的可行方案（见孟晓苏微信号）——这个建议，值得在处理与建筑短命相关的一些案例时予以重视和考虑。

　　聚焦当代中国“建筑短命”问题，面对大量案例而基于学术研讨的认知，是要指出其造成巨大社会代价的负面效应，厘清其对于GDP有所“贡献”的扭曲性、虚幻性及其对于人本主义立场与原理的悖离，坚持综合绩效视野下应强调的“结果导向”与民众福祉观，并力求全面、深入地剖析其关联于建筑施工质量低下、相关国土开发规划水平低下、基础设施建筑规模“提前量”不足、法律法规失灵与纠错机制不力、政府审批首尾不一以及腐败等问题的成因，进而可提出具有现实意义的对策思路及要领：要在中国追求现代化的发展进程中，把制度创新、管理创新和科技创新紧密结合，对症下药化解造成此问题的主客观因素，努力在未来15年内，使中国建筑项目接近和达到建筑物使用寿命的国际平均水平；基本要领包括积极推进：（1）中国建筑业界和相关领域内的法治化、专业化、标准化、阳光化；（2）中国建筑领域的规划升准、行业规范的优化和专业人才培育；（3）中国建筑领域的数字化、绿色低碳发展和新材料、新工艺应用；并结合（4）：致力于提高反腐倡廉和纠错机制的水平。

　　[2]贾康,苏京春.对我国基础设施与基本公共服务供给条件前瞻性的分析认识[J].财会研究,2013(01):5-7.

　　[3]贾康.论疫情冲击下的交通基础设施有效投融资[J].财会月刊,2020(15):3-8.

　　[5]贾康, 苏京春.辖区顶层设计优化是政府最好的理性供给[N]. 中国财经报, 2016.8.16.

　　[6]贾康,苏京春.西方城市规划经济理论基础与案例实践——基于供给侧结构管理视角[J].地方财政研究,2016(02):4-10.

　　[8]戚振强：建筑工程项目质量管理[M]. 机械工业出版社, 2004年.

　　（作者贾康，为全国政协参政议政人才库特聘专家，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创始院长，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研究员； 通讯作者贾若，为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建筑学院博士学位候选人）

　　第十一届、十二届全国政协委员、现任全国政协参政议政人才库特聘专家，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创始院长，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博导。曾长期担任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所长。北京、上海、福建、安徽、甘肃、广西、西藏等地方政府特聘专家、顾问或咨询委员，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国家行政学院、会主义学院、南开大学、武汉大学、厦门大学、安徽大学等多所高校特聘教授。1988年曾入选亨氏基金项目，到美国匹兹堡大学做访问学者一年。1995年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1997年被评为国家百千万人才工程高层次学术带头人。多次受党和国家领导同志之邀座谈经济工作。担任2010年1月8日中央政治局第十八次集体学习“财税体制改革”专题讲解人之一。孙冶方经济学奖、黄达—蒙代尔经济学奖和中国软科学大奖获得者。国家“十一五”、“十二五”、“十三五”规划专家委员会委员、国家发改委PPP专家库专家委员会成员。2013年，主编《新供给：经济学理论的中国创新》，发起成立“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和“新供给经济学50人论坛”（任首任院长、首任秘书长，第二届理事会期间任首席经济学家），2015年-2016年与苏京春合著出版《新供给经济学》、《供给侧改革：新供给简明读本》以及《中国的坎：如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获评中国图书评论学会和央视的“2016年度中国好书”）》，2016年出版的《供给侧改革十讲》被中组部、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和国家图书馆评为全国精品教材。2017-2020年又撰写出版《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理论模型与实践路径》、《供给侧改革主线上的未来财税》、《财政学通论》等多部专著。2021年与刘薇合作《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一书又获评“2021年度中国好书”。根据《中国社会科学评估》公布的2006～2015年我国哲学社会科学6268种学术期刊700余万篇文献的大统计分析，贾康先生的发文量（398篇），总被引频次（4231次）和总下载频次（204115次）均列第一位，综合指数3429，遥居第一，是经济学核心作者中的代表性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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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做学问的甘苦，如鱼在水，冷暖自知，不足为外人道，但关于做学问的“指导思想”，我愿意在此一披襟怀：写出一些论文或著作并不是目的，这是探索之途上的一小步，是争取为人类的思想认识之海中加一滴水。我深信，一切人生的虚荣浮华都是过眼烟云，而真正的学术和真知灼见，才能垂诸久远。